EN中文

历史地理研究 >

2025 , Vol. 45 >Issue 2: 16 - 25

DOI: https://doi.org/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287

专题研究

晚明至清中叶陕西黄龙山区的虎患与地方治理

  • 王晗 1 ,
  • 王赟 2
展开
  • 1.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上海 200240
  • 2.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江苏苏州 215123

王晗,男,1979年生,山东德州人,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长聘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历史地理与中国环境史研究;

王赟,男,1980年生,北京人,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副研究员,斯特拉斯堡大学欧洲动态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

收稿日期: 2023-08-22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7-16

基金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时代的中国西部环境变化中人的作用研究”(22JJD70020)

收起

Tiger Plagues and Local Governance in Huanglong Mountain Area of Shaanxi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Mid-Qing Dynasty

  • Wang Han 1 ,
  • Wang Yun 2
Expand
  •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 2.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8-22

  Online published: 2025-07-16

Fold

摘要

明清以降文献中,人虎关系主要表述为“虎伤人”“虎啮人”及“祛虎”“捕虎”等,给人留下“虎满中国”的印象。与此同时,虎形象也从以“神明”为主蜕变为以“凶”为主。晚明至清中叶的陕西黄龙山区,因环境演变引发的“人虎冲突”,反映出人虎之间对生存空间的争夺、社会治乱对人虎关系的影响、地方官吏对虎患的应对策略与治理理念。其中,士大夫阶层的事功观念、价值观以及政治道德标准影响深远。究其实质,维持统治秩序和谋求社会稳定才是区域内虎患和地方治理的核心诉求。

关键词： 黄龙山区; “内地的边缘”; 地方治理; 祛虎; 捕虎

本文引用格式

王晗 , 王赟 . 晚明至清中叶陕西黄龙山区的虎患与地方治理[J]. 历史地理研究, 2025 , 45(2) : 16 -25 .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30287

Abstract

Ming-Qing documents primarily frame human-tiger interactions through incidents of ‘tiger attacking/biting people’ and responses like ‘expelling/capturing tigers’, creating an impression of pervasive tiger threats. Concurrently, tiger symbolism shifted from ‘sacred’ to ‘dangerous’. In Huanglong Mountain (黄龙山) during late Ming to mid-Qing periods,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histories surrounding human-tiger conflicts reveal the competition for living space, societal instability affecting human-tiger relations, and local officials’ governance strategies for tiger plagues. The scholar-official class’s utilitarian governance concepts, values, and political ethic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se strategies. Fundamentally, however, preserving political order and social stability constituted the core objective driving both tiger management and local governance.

Key words： Huanglong Mountain area; ‘inland periphery’; local governance; tiger expulsion; Tiger capture

明朝末年,陕西韩城县民众在县域西北境梁山、五峙山樵采、耕作时,曾多次遭遇“虎食人”事件。知县左懋第在崇祯六年(1633)夏,撰写癸酉《祭山神祛虎文》,祈求神灵祛除虎害。文中言道: 韩城之民近年来“死于寇,寇既驱又死其余蘖,韩民咸苦贼······余奉命来知韩城,愤贼害吾民,合募义兵十一路入山穷剿。······寇稍靖,今又死于虎。为令者,势必愤以驱除盗贼者,与虎争此百姓”①。清乾隆十三年(1748),同处黄龙山东麓的宜川县亦出现“虎食人”情况,“崇山密箐,迩年以来,猛虎出没,搏噬日闻”②。知县吴炳为此先后起草《祭山神祛虎文》《祭城隍捕虎文》,详细记录了虎患对宜川的影响,“何来𧆼虪,游衍通衢,纵横蹄迹,吞嚼堪虞”③,“樵夫牧竖,血染丛林,横尸门外,青青子衿,行旅断迹,人有戒心”①。他呼吁上级政府动员兵力根除虎患。这些文书反映了古代社会面临自然灾害的应对方式,将祭祀和祈祷作为一种可能获得神灵庇护的手段,同时也凸显地方政府为保境安民而采取的举措。
左懋第和吴炳应对虎患的策略有明显不同。左懋第“祛虎”止步于“祷之神明”的一纸虚文,吴炳“祛虎”则先命猎户“张弧设阱”,继之祷告山神,再集合兵力,以猎户为向导,“数月间连毙六虎”②。那么,上述两种应对策略的差异是源于不同时期人、虎所处环境的变化,还是人(人群)应对环境变化时的认知变迁?研究时段内虎在人地关系演变过程中又起了什么作用?
在历史动物研究中,虎作为亚洲大陆食物链的顶端掠食者,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与人类社会密切相关。明清以降,虎类活动范围被人类活动逐步压缩,栖息地日渐丧失,其种群数量从几近“虎满中国”而至“难觅其迹”。直到20世纪80年代,虎类资源再一次引起全社会关注。③研究者对“人虎关系”的认知、把握和探究也有分歧,包括虎类资源的分布与变迁、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虎患问题、开发进程中人类与虎的生活史等。
相关研究往往停滞在两种固定的思维范式: 一是过度强调虎类的生态中心位置,忽视人类生存需求,潜台词将历史上人类针对自然资源的努力调适视为危害;二是片面强调人类的生存发展和繁衍生息,认为人类出于生存与发展需要破坏虎类资源,即“人伤虎”是一种开发的必然牺牲。上述两种认识均有待改善。

一、 虎的栖息地与人的生存空间

在历史文献记述(文献编纂者的认知)和近世研究者有关“人虎关系”的研究中有两种共识:“以虎为主动,人为被动”和“以人为主动,虎为被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未被当作主体考察过,只被视为研究对象的背景或载体,即“人与虎”共同存在的地理环境。这里地理环境可解释为“栖息地”,即能够“直接供物种、种群或群落生存、生长、繁殖的地理及生态环境”①,也是“生物出现在环境中的空间范围与环境条件总和”②。虎类需要充分的栖息地以供掠食,足够的水源用以饮浴,合适的林草以备隐藏。③一旦基于上述三因素的虎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退化或消失,其数量和种群将会遭受严重影响。而人类的生存空间亦靠常年艰难营造而成④,其间对动植物资源的利用与防御是选择和经营栖息地的重要因素。
黄龙山区地处关中平原通往陕北黄土高原的交通要冲,在地理区位上具有一定独立性和完整性。⑤该区域最初隶属于陕西合阳、韩城等地以北的梁山诸峰,在南北朝以前的史籍中所涉不多,北朝史学家魏收在《魏书·地形志》中将黄龙山定位为“黄崖山”⑥。其后由于该山与白水县境内五龙山“俱在县界,峰峦相接”⑦,后世将二山混为一谈,并“因讹定名”,将黄崖山和五龙山合称黄龙山。隋唐以降,随着对黄龙山地域环境和战略地位的认识,这一带成为上自王廷、下至地方政要在时政讨论中频繁出现的“御防要区”和“关中门户”。明清以后,黄龙山区“盗贼渊薮”,尤其在明清鼎革之际更成为农民战争策源地,备受统治者诟病。
直至清代,黄龙山区都处于“内地的边缘”,人口规模相对较小且多居住在周边各县和山区交界地带,王朝控制较为薄弱,山地核心区仍相对原始⑧,动植物资源相对丰富。当地民众在国泰民安时期,常前往县域西北境梁山、五峙山等山区樵采、耕作。⑨其间并无史籍记录人虎冲突,虎类栖息地和狩猎地似未受显著影响。至明崇祯初年,连年旱灾,延安一带发生饥荒,导致“王嘉胤以饥民创乱,李自成附之,而白水王二、边盗苗美等往往合溃兵以应”⑩。王二等人率众盘踞黄龙山一带⑪,这成为明末农民战争策源地之一。位于黄龙山区东南麓的韩城县,由于“北峙龙门,西枕梁麓,众水襟带其前,大河朝宗于外”①,位置险要。农民军藏身于韩城县境西北诸山和明军时有战事,以致“山中之地,民不敢耕;而近山之民,夜不安枕”②。农民军打家劫舍、冲击州县治所仓廪,又在山林河谷采集、捕获动植物作为日常生活和战备补给,这势必威胁虎类等的“栖息地”,动植物的有序循环被扰动,黄龙山区生态环境短时间内急剧恶化。崇祯六年,左懋第“合募义兵十一路入山穷剿”,农民军或战败转移至山西,或被俘归农,从而“山中清”③,为当地民众重返山林恢复往昔生产生活提供了可能性。同时食物链顶端的大型兽类如虎豹的栖息范围也在发生改变,它们进入人类活动较为频繁的区域捕获猎物,“豺虎异类遂与贼盗分域而居”的情况就此打破,恶性事件时有发生。④这一时期“栖息地”的争夺实际是战乱影响下次生灾害的反映,栖息地内“原居民”与虎类等的生态平衡因黄龙山区“农民军”介入被打破,所有冲突主体均面临饥饿乃至死亡的威胁,其本质是战乱对生态承载力的致命破坏。
与崇祯年间韩城县相比,乾隆年间宜川县的人虎冲突更凸显“栖息地”争夺的复杂。从地理环境看,宜川县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呈南、西、北高而东部低的簸箕状地形,“万山层叠,地尽坡洼,平衍盖不及十之三”⑤。该县包括县川河以北和云岩河流域的黄土残塬区、西南部的梁状丘陵土石山区以及东部黄河沿岸的峡谷基岩残丘区,尤其梁状丘陵土石山区(黄龙山区东麓)的自然环境满足虎类生存所需的植被、水和食物三要素,成为乾隆年间群虎盘踞的主要区域。从社会环境看,伴随雍正年间减免丁银等施政方针和康雍乾时期地方社会逐步稳定,宜川县的社会经济在乾隆中期得以发展,人口数量持续回升,里甲数量扩充至十七里,民众开始开垦附近山地、坡地。以山区东麓的汪韩里为例,该里原是延安府肤施县的卫所屯地,于乾隆十三年“撤屯并卫”,该里共有村庄19处。⑥各村庄与西南两川犬牙交错,距离县四五十里至七八十里不等,宜川知县吴炳在《捕虎文》所言群虎“始踞南山,潜行村落”而致“樵夫牧竖,血染丛林,横尸门外”的恶性事件当发生在汪韩里及其周边地区。由于汪韩里屯民“新由肤施改隶宜川”,民户尚处逐步安置过程中,虎患问题成为汪韩里能否顺利纳入宜川县的关键。从宜川的区位情况看,该县境内陆路交通发达,形成以县城为中心,北至延安,西北至延长县,西南至洛川,东至山西,南至韩城等多个方向的交通网络,成为陕北地区与内地、邻省贸易的重要通道。⑦因此,乾隆年间宜川县人虎冲突中的“栖息地”之争是经济需求等多因素共同引发的问题,此过程中,基层民众开发黄龙山以谋求更多的生存空间。它与崇祯年间的韩城县相比,虽有相似之处,但内在动因和机理大相径庭,这必然在地方治理方式、途径和效果上更趋复杂和多元。

二、 乱世与治世: 地方治理的目标与策略

黄龙山东麓的韩城县和宜川县虽然在历史时期都经历了“人虎冲突”,两县地理环境和发生的极端事件也有相似之处,但事件的具体时代背景、内在动因明显不同。综合考虑因时、因事、因地、因人四者的内在关系时,一旦“事”与“地”两个变量相近,便需要充分考虑不同时代背景下“人”的问题。本文更关注受不同时代影响的基层施政者,尤其着重考察施政者的地方治理目标和治理策略。
左懋第身处晚明危局,整个社会内忧外患,政治腐败,积重难返,各地农民起义方兴未已,满清势力雄踞辽东,对明王朝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具体到韩城县,左氏上任就要面对“旧令远出末代”和“遇流贼大寇河津”的“大过之时”①。此情形之下,他采取“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的策略,颁布一系列政务措施。据统计,左氏在韩城任职期间(崇祯五至十年,1632—1637),围绕“固守城垣、对抗义军,平抑物价、劝赈救荒,清丈田亩、衡准税赋,裁定法令、改易风俗”等方面迅速行动。②崇祯五至八年前后,他协同地方守将多次抵御从山西“渡河入秦”和从陕西洛川东渡入晋的农民军。③以文献所示的农民军规模、交战地点、作战意图和战争过程来看,韩城县境内战火愈演愈烈,农民军规模从数百增至“万余”。农民军的作战意图从借助韩城北境任家岭渡黄河“过境”山陕、占据黄龙山自守,演变为主动攻击县城和重镇,力图攻城拔寨。整个战争期间,尽管左懋第多次率军击退农民军进攻,但战争之激烈迫使左氏固守县城以待救援。④多次兵燹下的韩城县人口大量流失,严重影响农耕生产和社会治安,四乡“村舍皆为瓦砾,人民存者,皆带疮痍,缺墙破屋之中,惟闻号哭”⑤。左氏因此深陷牧民与养民的两难境地。⑥他以据守县城为首务,通过祷告神明来化解虎患、旱灾、蝗灾等问题。左氏起草了多篇祭文,包括“祭山神文”两篇以“祛虎”⑦,作“祭八蜡”一篇以祛猫虎、蝗蝻⑧,作“祷雨文”七篇以求天降甘霖⑨。这些祭文表达了左懋第对自然灾害的深切担忧以及对民众困苦的恻隐之情,也表明他虽拥有非常手段,但面对一系列灾害和困境时显然束身乏策⑩,无法承担更为复杂和危险的“捕虎”行动⑪。
相较而言,清代宜川知县吴炳捕虎之时正值“康乾盛世”,政治社会环境相对平稳,民众生活相对富足。吴氏得以“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①。吴炳的主要精力放在维护社会秩序、征收赋税和审理诉讼等方面,针对宜川县的虎患问题,他自然出于“保障斯土,父母斯民”的使命感②,全力以赴。
吴炳在“祛虎”行动中表现得既有责任,亦有能力。这并非孤例,乾隆年间湘潭名士石养源为政洛川县,以湘潭士大夫“果敢、负气、质直”的性格特征而著称。石氏在处理虎患问题上更是雷厉风行。
(乾隆)四十九年,东山诸镇有群虎,数出噬人畜,生员郭文学被伤,居民相戒不敢入山,山致荒废。养源初雇射手李进连等入山,不获,乃请于上,调宜君营兵七十名、马二十匹往捕,把总刘定都及外委二人统之,屯白城镇。署洛川把总贾世禄率兵十余名会之,其官兵屯宿、设卡及引线、羊、犬等物,并刍秣之费,皆拨役妥办。时粮饷不敷,上檄乡民日给饭食,以深山险僻,户散难备,乃捐俸一百余千以助之,于是士气奋勇,初合围炉于铁沟,一虎突出,兵丁朱登信先发枪,虎被创怒跃,啮朱首及肩,众兵争发枪,虎毙,重三百余斤,而朱亦旋死,为盛殓归之宜营,厚恤其家。越数日,复获三虎。兵将撤,恐余孽未尽,复犒赏劝再搜捕,又续获四虎,内一虎亦重三百余斤,腹内虎子四。前后共毙八虎。复捐赏钱一百三十千,凡两月撤围,自是东山一带永无虎患,众情大悦。③
这段文献揭示了石养源处理县境东山诸镇“群虎数出噬人畜”事件时的霹雳手段,最初他采取类似于宜川知县吴炳的方式“雇射手李进连等入山”。在未能有效捕获的情况下,石氏“乃请于上,调宜君营兵七十名、马二十匹往捕”。在搜山围捕的具体过程中,石养源做出了“捐俸以保障后勤补给、犒赏以激励继续搜捕”等细致安排,最终用两月时间“共毙八虎”,确保了东山一带虎患问题得以解决,“数百里克奠民居,四十年永无虎患也”④。此事更成为石氏于道光七年(1827)入祀洛川名宦祠的主要依据。⑤
石养源在捕虎行动中显得更为雷厉风行,并非仅出于“保境安民”需要,更深层次在于随着政局稳定和陕西商品经济复苏,清廷的关注点逐渐从军事防守转向经济建设和交通改善。⑥修建神道岭山路、改善黄龙山及其周边地区的交通环境遂成为重要举措⑦,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货物的南北贸易,而黄龙山区的地理和资源优势也得以凸显⑧。此外,至乾隆中期,日益增大的人口压力也促使地方政府鼓励民众前往黄龙山区从事垦殖。①因此,地方政府势必积极响应并动用属县和军方力量,在捕虎过程中采取更为迅速果断的行动来扫除障碍。②
研究地方治理不仅需要观察基层官员的具体策略,更要分析国家在不同阶段的统治核心诉求。诉求一旦明朗化,在选官时自然“以得人为要,必使民安、物阜、俗美、风淳,襄大化之流行,召太和之翔洽”,同时,基层官员需要“能尽其职”“必公正其心,必廉洁其守,洞明事理,权衡重轻,庶几措施咸宜,兴除悉当,既非卤莽所能为,更非粉饰所可冒”③。这里更多是要求基层官员体悟王朝治理的核心诉求,灵活推及每一处“教化之地”,而王朝政令是否有效予以贯彻,需要社会精英对“内圣外王”之道的理解和地方治理理念的把握。

三、 惯性: 士子治世理念的承继

王朝国家基层官员的地方治理目标能够很大程度体现一个“往日”社会的行为能力极限。基层官员的地方治理策略则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精英群体逐渐成熟的治世理念。这种群体性主观行为通过长期大范围的实践活动逐渐形成并固化为约定俗成的群体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一旦这些思维模式和规范被大众接受,就会潜移默化地成为制度、政策的有力来源。
以左懋第“祛虎”的诉求为例,左氏希冀通过“惟有驱除之”的施政策略,实现回归“古称乐莫如”的安居状态。但祛虎过程中他又有一种自我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努力治虎,“与虎争此百姓”;另一方面认为“惟山有神······而豺虎类惟其驱使······惟神有灵,或驱之异境,或制使不噬人,人、物各安其所”④。这反映了左懋第在完美道德框架下追求社会繁荣和民众安居的期望。这种矛盾心态也反映了晚明时期仍有部分士大夫在内忧外患下以天下为己任,坚持立德立功立言,关心国是,肃政安民的内心追求。⑤内忧外患的时局使士大夫阶层的事功观念、价值观和政治道德标准都发生了变化:“真心实意的官员对于崩坏的局势的担心与日俱增,对于救济时艰之道的讲求也与日俱增。”①如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担忧明中期以降世道人心、社会风气、教化纲常等诸多问题,希望社会精英群体务必匡正风俗,以身作则,“有国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轻浮之士,此移风易俗之大要也”②,并倡导经世致用,明道救世,重拾礼法文明,回归圣人之道。左懋第身为山左大社成员③,多受父兄、师长教诲,以内圣外王的价值标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治世理念为基础④,在韩城施政之时致力于足食足兵、保境安民。他对以虎为代表的“非人的生灵”的主观行为更可视为满足了“道”的要求的自在之事。
在左懋第看来,虎患和旱灾、蝗灾不同,虎患既非自然灾害,也非与自然无关,而是以一种内在矛盾的“非人的生灵”形象存在。左氏认为虎患治理依赖人在道德层面与神的交融,因此“驱赶”“捕杀”等手段是次要且效用有限的。与其说左氏祛虎为囿于现实危机的无奈之举,不如说是他的主动选择。又如面对捕获的盗匪时,左懋第往往“释其胁从,不戮一人”⑤,他对虎患、盗匪的治理都有鲜明的人文色彩。然而,左氏捕虎无力而寄托于神明的做法使频发的民乱和虎患等负面因素叠加,客观上加剧了区域社会的整体性危机。其背后反映的是晚明时期社会精英群体治世理念中的天下观。
至吴炳、石养源祛虎、捕虎的时代,王朝的政治、思想、社会、经济皆已巨变。康熙年间,王阳明心学已被社会精英所厌,思想界趋于求实,加之“康熙挽之以程朱,遂使放诞转为严谨,空疏变为实学,士大夫之风丕变”⑥,程朱务实经世之学逐渐复兴⑦,施政举措也更符合“政之善者,期以利民”的理念。桐城派奠基者方苞言:“于国计民生大端,竭诚献替,不恤出位之咎,如边务河工,所持议皆切中厉害。”⑧方氏的思想为桐城派继承者刘大櫆、姚鼐等发扬。刘大櫆提出:“至专以理为主者,则犹未尽其妙也。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⑨姚鼐更将经世作为评价人物的重要标准,即:“士亦视有益于世否耳!即试成进士,何足贵?”⑩桐城三祖对当时社会精英群体的施政理念颇多影响,如出身桐城张氏望族的张若震担任陕西布政使时⑪,他盛赞吴炳在宜川县的施行仁政,并提出“司牧者因其民俗而化导,整齐之非异人任而要$\Box$······革俗陋、恤民艰,实心勤政······宰斯土者,不为一朝夕之计,而为数十百年之计”①的地方治理理念。洛川知县石养源出身湘潭著族②,深受三湘四水间学术风气熏陶,即“湘士在有清一代大抵治宋儒之学,自唐陶山(仲冕)承其家学,余存吾(廷灿)游宦京师,两君颇与戴东原之学接触,陶山之子仍折归宋学。乾嘉之际,汉学如日中天,湘士无闻焉”③。湘潭一带经济结构相对简单,社会关系亦然。当地民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相对直接,不惯于繁复的人际社交,士风质朴直率④,石养源的行事举措也一样具有“果敢、负气、质直”的特点。
明万历末年至清乾隆中期150余年间,为政者治世理念的转变不仅是个体观念的演变,更是整个时代思维转变的体现。晚明时期,以顾炎武为首的思想家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至清代前期,以方苞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伪善和教条的学说提出反对,提倡更为务实的“经世致用”天下观,这构成了康乾时期的基本思想框架和思维范式。在黄龙山区这样相似的地理环境中,代表社会精英群体的基层官员如左懋第、吴炳、石养源等从充满人格的主动向行为的务实过渡。这种思想在长期地方治理中日积月累,固化成为习惯和制度,得以成为范式。不同历史阶段人的生存空间与动物“栖息地”的变迁、社会精英群体治世理念的转变、基层官员治理策略的深化共同作用,“虎”从被论“必有神焉”演变为“凶”兽形象,从“左懋第祛虎”这种偏向虚无和被动治理,倾向文化意义的“修炼”,变得更务实、主动,并强调经世致用的“吴炳、石养源捕虎”治理。

四、 结论: 人虎关系之再审视

在人地关系系统中,“人”是最活跃且具有强烈主动性的一方,占据着能动主导性地位;“地”(指自然资源与环境)也并非始终处于被动,而是很大程度上影响、制约乃至“决定”人类活动方式及结果。研究人地关系要深入“人”或“地”的特性,更应将二者的关系作为研究核心。在晚明至清代中叶陕西黄龙山区人虎关系的演变过程中,以“人虎关系”为主体,将其纳入一个更全面的网络,从时间、空间、人类行为与观念等多个维度,更好地理解这一复杂关系。这有助于改变认为人类努力与自然资源调适相配具有危害性的观点,也有助于避免坠入“人类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对虎类资源采取各种形式的破坏是一种开发的必然牺牲”的陷阱。
晚明至清代中叶的百余年中,陕西黄龙山区的人虎关系呈现复杂的动态联系,并受到“时、事、地、人”四方因素的叠加交互影响,这种动态联系在近似的地理环境中展现,探讨不同时期不同人群与虎类的关系演变可窥见其内在机理。从“有思想的生灵”(人类)和“非人的生灵”(虎类)两个视角分析明末进山民众获取动植物资源与动物栖身地产生冲突,到清代民众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占有山林,建造居所,进而可重新衡量和评估不同历史阶段人虎冲突中的“栖息地”之争。明崇祯年间,左懋第“祛虎”需要考虑人类的生存权,是战乱之下原居民和农民军果腹生存的底线要求。清乾隆年间吴炳、石养源的“祛虎、捕虎”事件则更多受到经济需求等的影响。尽管两者有相似之处,但内在动因显著不同,造成了地方治理目标和策略上的差异表现。
分析基层官员对地方治理的目标和治理策略可以认识到,历代王朝国家以维持统治秩序和谋求稳定为核心诉求。基层官员在把握地方治理策略方面角色关键,需要随着国家核心诉求的明确,灵活贯彻相关制度和政策。政令是否有效实施既与推行途径和力度有关,也需要考量不同时代、地域的社会精英对治世思想及对地方治理理念的理解和把握。在这一背景下,观察基层官员的决策过程和他们在政令执行中面临的挑战,有助于揭示政治权力与地方实践间的相互作用,也为历代社会治理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通过挖掘基层官员的实践经验,微观分析地方治理策略,才能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王朝国家统治的动态过程。充分理解不同时代和地域的社会差异,政令的实施才能更贴近实际,取得更好的效果。也只有更好地将其与当地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相契合,才能保持本土化和可持续性。
此外,古代社会精英的群体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构建有约束力的制度和政策的前提。时代思想变迁深刻影响了为政者对王朝国家的治理观念,某种意义上这“决定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阶层广泛的实际政治的理性主义”①。在黄龙山区这一案例中,左懋第、吴炳、石养源等的天下观由充满人格主动性向“经世致用”过渡。这种思想蜕变最终积累并固化了地方治理经验,成为习惯和制度。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