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萧梁诸郡等级与政治地理格局考论

  • 张仲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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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河南开封 475001

张仲胤,男,1991年生,山东诸城人,博士,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讲师、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古史、历史地理学研究。

收稿日期: 2022-02-23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7-16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国家治理的历史底蕴与当代价值”(LSYZD2100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石刻文献与魏晋南北朝政治地理研究”(24CZS022)

Research on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Pattern and Prefecture Rank in Southern Liang Dynasty

  • Zhang Zhong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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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2-23

  Online published: 2025-07-16

摘要

依据萧梁官班制运行原则与官员迁转轨迹能够复原萧梁五十六郡等级。在此基础上,以流内十八班序列中官班的等级分化为依据,将九班作为区分诸郡等级高低的标准,进而确定萧梁政治地理格局中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分野。从地理分布上看,萧梁核心区呈现两种形态: 核心区在扬州、南徐州、江州北部、江汉平原,呈片状分布;江淮、岭南地区则呈现点状分布特征。片状核心区、点状核心区与边缘区相互叠加,使萧梁政治地理格局呈现出圈层政治地理格局的新形态。

本文引用格式

张仲胤 . 萧梁诸郡等级与政治地理格局考论[J]. 历史地理研究, 2025 , 45(2) : 37 -48 . DOI: 10.20166/j.issn.2096-6822.L20220066

Abstract

By examining the principles of the Guanban (官班) system and the patterns of official promotion in the Southern Liang Dynasty, this paper reconstructs the ranks of the dynasty’s 56 prefectures. Using the hierarchical differentiation within the 18-class Guanban system as a basis, the 9th class is employed as the standar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core and peripheral areas within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Southern Liang. Under this framework, the core area of Southern Liang exhibits two forms: a patchy distribution in Yangzhou (扬州), Nanxuzhou (南徐州), northern Jiangzhou (江州), and the Jianghan Plain; and a point-like distribution in the Jianghuai and Lingnan regions. The interplay of these forms results in a new hierarchical political geography pattern for Xiao Liang.

一、 问题的提出

政治地理格局反映了政权疆域范围内各区域的地位差异、发展程度以及组成国家的方式。东晋南朝时期素有“江左大镇,莫过荆、扬”的说法,《宋书·何尚之传》:“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沈约进一步推衍道:“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这反映出扬、荆在东晋南朝政治地理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但此处所言扬、荆并非仅指扬州、荆州,而是指扬州都督区、荆州都督区,即所谓州镇。其范围不以本州为限,往往囊括数州,故沈约道:“扬土自庐、蠡以北,临海而极大江;荆部则包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邓塞。”此后学者在讨论东晋南朝地理形势时,亦多以州镇为单元。
周一良在《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一文中,依据官班制推定萧梁天监七年(508)各州地位高低,指出在萧梁疆域范围中扬州地位最高,其次为南徐州,再次为荆、江、雍、郢、南兖州,之后为湘、豫、司、益、广、青、衡,再后为北徐、北兖、梁、交、南梁,最低为越、桂、宁、霍四州。鲁西奇在前人基础上,重新提炼了核心区的四条标准: 兵甲所出、财赋所聚、人才所萃、正统所寄,依此标准认为东晋南朝的核心区在宁镇、江淮地区。以上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于东晋南朝政治地理格局的认识。但由于州的幅员过大以及学界对于核心区标准认识的差异,以州、自然区域为单元展开的研究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各州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核心区范围、形态等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继续缩小政治地理格局的分析单元,并从政区等级所依附的制度体系出发重新界定萧梁政治地理格局中核心区、边缘区的划分标准。
在官班制下,州、郡、县长吏的等级被纳入官班制体系中,依据长吏等级高低可知政区之间政治地位的差异。《萧梁江表诸郡等级考论》《试析萧梁官班制度下的诸县分等》以萧梁官班制运行原则与官员迁转轨迹为基础,考证了萧梁江表二十郡、四十余县的等级,并指出政区等级是政治、人口、经济、军事等要素综合影响下的产物,为进一步考证政区等级、分析萧梁政治地理格局提供了研究思路。在《萧梁江表诸郡等级考论》所考二十郡之外,萧梁诸郡等级可考者尚有三十六郡。本文在考证诸郡等级与地理分布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政区等级所依附的官班制体系,重新界定萧梁政治地理格局中核心区、边缘区的划分标准,进而以郡为单元分析萧梁政治地理格局。
之所以将郡而不以州、县作为分析萧梁政治地理格局的单元,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首先,郡的范围较为适中,以其为单元不仅能够看到各州内部的区域差异,而且能在明了差异的基础上深化对萧梁政治地理格局形态的理解。其次,较之州、县,郡守迁转的相关史料更为集中、典型。萧梁时期的史料相对有限,以此为基础所能推定出等级的县不盈五十。而史书中所见州刺史又多带军号、兼官、加官,难以通过官员转迁分析各州等级高低。并且萧梁时期州数由二十三迅速膨胀至百余,《隋书·百官志》中所列二十三州的等级高低仅能反映梁初情况,梁中后期各州的等级较难考证。史书对于郡守的相关记载则如严耕望所言“然不加将军者,似仍甚多”,具备考证诸郡等级的史料基础。此外,等级可考诸郡不仅包括南郡、襄阳郡、长沙郡、蜀郡、南海郡等地方行政中心,还包括汝阴郡、历阳郡、钟离郡、始兴郡等军事重镇,在地域分布上涵盖了江表、江汉、沅湘、巴蜀、岭南等地区,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以郡作为分析萧梁政治地理格局的基本单元。

二、 江汉、沅湘诸郡等级考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八编《南朝梁实州郡行政区划》所列江汉、沅湘范围大致相当于宋齐时期荆、雍、郢、湘四州之境。今勾稽史料,依据官员迁转之迹,考得中大同元年(546)江汉范围内南郡、襄阳、天门、竟陵、武昌、武陵、武宁、南天水、宜都、始平、新兴、河东、弘农十三郡的等级。江汉区域内等级可考之郡多为重镇,如荆州、雍州首郡南郡、襄阳,军事要冲武昌、天门、武陵、宜都,以及流民聚居之始平,蛮夷孔炽之武宁。通过对以上诸郡等级的考证,能够反映出江汉区域的基本政治地理格局。
江汉区域内等级最高者为南郡,等级在十一、十班之间。南郡为荆州治所,其郡守多由荆州军府长史兼任,然亦偶有专任南郡太守者。《陈书·王冲传》载:“(王冲)入为太子庶子。迁给事黄门侍郎······历明威将军、南郡太守、太子中庶子、侍中。”给事黄门郎在第十班,而太子中庶子在第十一班,侍中在第十二班,明威将军虽官班不详,但依南郡太守居给事黄门郎、太子中庶子之间推断,南郡太守应在十一班、十班之间。
襄阳、始平、河东三郡,等级在十班、九班之间。襄阳郡等级见《梁书·韦正传》载:“(韦)正字敬直,起家南康王行参军,稍迁中书侍郎,出为襄阳太守······历官至给事黄门侍郎。”中书侍郎在第九班,给事黄门郎在第十班,故襄阳郡当在十班、九班之间。始平郡的等级,见《梁书·许懋传》载:“(天监)十年,转太子家令······以足疾出为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太子家令在第十班,故始平郡的等级当在十班左右。河东郡在十班、九班间,见《梁书·谢幾卿传》载:“寻起为国子博士,俄除河东太守,秩未满,陈疾解。寻除太子率更令,迁镇卫南平王长史。”国子博士在第九班,太子率更令在第十班,故河东郡当在十班、九班之间。梁元帝时期,河东郡等级有所提升,《梁书·裴之横传》载:“(裴)之横率众与兄之高同归元帝,承制除散骑常侍、廷尉卿,出为河东内史。”据裴之横由十一班廷尉出为河东,可知河东等级当在十一班左右。但时值梁末,萧梁政权已因侯景之祸风雨飘摇,此时“白银难得,黄札易营”,梁元帝授官往往不拘常制。因此《裴之横传》所反映的河东郡地位,或非萧梁时期的常态。
武昌郡、宜都郡,等级在九班、八班之间。按,《梁书·何远传》有:“高祖践祚,为步兵校尉······迁建武将军、后军鄱阳王恢录事参军······顷之,迁武昌太守。”按,步兵校尉在第七班首,皇弟皇子录事参军在第六班。何远以七班首出为六班,故以建武将军平衡其官资。步兵校尉为第七班首,《梁书》既称其任鄱阳王录事参军、建武将军为“迁”,则鄱阳王录事参军、建武将军的等级应相当于八班。其后何远又迁为武昌太守,则武昌郡的等级应在九班、八班之间。宜都郡的等级见《梁书·范缜传》载:“建武中,迁领军长史。出为宜都太守,母忧去职,归居于南州······及建康城平,以缜为晋安太守,在郡清约,资公禄而已。视事四年,征为尚书左丞。”齐末范缜为宜都太守,后去官守丧。萧衍攻克建康后,以其为晋安太守,后转尚书左丞。范缜虽与萧衍有西邸之旧,但梁武帝并未重用范缜,故其心怀怏怏:“(范缜)既而所怀未满,亦常怏怏。”以此来看,范缜由萧齐之宜都转任萧梁之晋安,并非超迁,当与其官资相符。依《萧梁江表诸郡等级考论》,晋安郡在九班、八班之间,尚书左丞在第十班,则宜都郡之等级当与晋安相仿,或稍低于晋安,应在九班、八班之间。
竟陵、新兴、武宁三郡等级在八班至六班之间。竟陵郡等级见《梁书·康绚传》载:“除西中郎南康王中兵参军,加辅国将军······天监元年,封南安县男,邑三百户。除辅国将军、竟陵太守。”齐末康绚委质萧衍,任南康王中兵参军、辅国将军,入梁后转任竟陵太守、辅国将军。南康王中兵参军在第六班,康绚由此转任竟陵太守而军号不变,则竟陵太守当与之通官,故竟陵郡当在八班至六班间。新兴郡、武宁郡的等级亦在八班至六班间,《梁书·杜崱传》:“释褐庐江骠骑府中兵参军。世祖临荆州,仍参幕府,后为新兴太守。”又《陈书·淳于量传》载:“历为新兴、武宁二郡太守。”杜崱以皇弟皇子府中兵参军转任新兴太守,淳于量由新兴转为武宁。皇弟皇子府中兵参军位在六班,则新兴郡、武宁郡当同在八班至六班间。
武陵、南天水、天门在六班、五班之间。《梁书·张缅传》载:“殿中郎缺······(徐)勉举缅充选。顷之,出为武陵太守,还拜太子洗马,中舍人。”尚书郎为第五班首,太子洗马为第六班首,则武陵郡当在六班、五班之间。南天水郡、天门郡等级见《梁书·胡僧祐传》载:“僧祐又得还国,除南天水、天门二郡太守,有善政······晚事世祖,为镇西录事参军。”皇弟皇子府录事参军虽在第六班,但据《胡僧祐传》,其在任天门太守与镇西录事参军之间似仍有迁转。又《梁书·张齐传》载:“明年,高祖受禅······仍为宁朔将军、历阳太守······天监二年,还为虎贲中郎将。未拜,迁天门太守,宁朔将军如故。”据此,张齐于天监二年(503)历历阳太守、虎贲中郎将、天门太守而军号如故。据《隋书·百官志》,虎贲、冗从、羽林为三将,等级在第五班。张齐由历阳为虎贲后迁为天门,则天门郡等级当在六班左右。综合《胡僧祐传》,南天水、天门郡的等级应在六班、五班之间。萧梁后期,天门郡地位转重,《陈书·欧阳𬱟传》记载梁末欧阳𬱟由直阁将军出为天门太守:“还为直阁将军,仍除天门太守,伐蛮左有功。”直阁将军位第十班,可知梁末天门郡的等级已升至十班。等级最低者为弘农郡,据《梁书·裴之平传》载:“历武陵王常侍、扶风弘农二郡太守。”皇弟皇子国常侍为第二班,而据《隋书·食货志》郡等级最低者亦在三班。又《梁书·柳敬礼传》有:“敬礼与兄仲礼,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稍迁扶风太守。”著作佐郎亦为第二班,从柳敬礼由著作佐郎迁为扶风郡,裴之平由弘农郡转任扶风,可知二者地位相当。据此推断弘农郡当在第三班,为等级最低郡。
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八编《南朝梁实州郡行政区划》所划定的沅湘区域内,中大同元年共有长沙、湘东、衡阳、零陵、永阳、乐梁、邵陵、岳阳、药山九个实郡,等级可考者有长沙、永阳、岳阳、湘东四郡。长沙郡为湘州治所,等级在九班、八班间。《梁书·崔灵恩传》有:“高祖以其儒术,擢拜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出为长沙内史,还除国子博士。”按《隋书·百官志》,步兵校尉为第七班首、国子博士在第九班,崔灵恩以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则其官资当在七班上。其由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出为长沙内史,后又还为国子博士。据此推断,长沙内史当在九班、八班之间。
永阳郡等级在九班、八班之间。《梁书·张嵊传》载:“起家秘书郎,累迁太子舍人,洗马,司徒左西掾,中书郎。出为永阳内史,还除中军宣城王司马、散骑常侍。”按《隋书·百官志》,司徒左西掾在第八班,中书郎在第九班,嗣王府司马亦在第九班,故永阳郡当在九班。又《梁书·伏暅传》有:“累迁司空长史,中书侍郎,前军将军,兼《五经》博士······出为永阳内史,在郡清絜,治务安静······高祖善之,征为新安太守。”前军将军在第九班,伏暅由前军将军出为永阳内史,则永阳郡当与前军将军通官。伏暅在永阳内史任上有善政,被梁武帝所嘉故征召为新安太守,此举当含有褒奖升迁之意。据《萧梁江表诸郡等级考论》,新安郡在十班、九班之间,既为褒奖,则新安郡的等级当较永阳为高。再结合《梁书·张嵊传》与湘州治所长沙郡的等级,可以推断永阳郡当在九班、八班之间。
岳阳郡等级见载于《陈书·司马暠》:“父子产,梁尚书水部侍郎、岳阳太守,即梁武帝之外兄也。”尚书侍郎在第六班,岳阳太守当在六班左右。湘东郡的等级,见于《陈书·刘仲威传》,“仲威从弟广德,亦好学,负才任气······承圣中以军功官至给事黄门侍郎、湘东太守”。给事黄门郎在第十班,据此似可推断萧梁时期湘东在十班。但此为梁元帝承圣中事,加之湘东郡为梁元帝即位前之封国,故湘东郡的等级恐非常态。

三、 江淮、巴蜀、岭南诸郡等级考

萧梁时期,两淮、巴蜀、岭南地区政区增置幅度最大,其原因虽有不同,但发展程度、人口数量、政区等级普遍较低。中大同元年,两淮地区至少有二十七州、八十七郡。其中等级可考者仅南谯、晋熙、汝阴、钟离、北谯、弋阳、历阳、盱眙、扶风数郡,等级高者在十班、九班间,等级低者三班而已。
两淮地区以南谯、晋熙、汝阴、钟离、弋阳等级最高,在十班、九班之间。南谯郡等级见《梁书·裴之高传》,“又还为左军将军,出为南谯太守、监北徐州,迁员外散骑常侍”。裴之高所兼之“监北徐州”当为差事,不计入官资。据《隋书·百官志》,左军将军在第九班,员外散骑常侍在第十班,南谯太守居于其间,则南谯郡等级当在十班、九班之间。晋熙郡等级见《梁书·张绍惠传》载:“(子)澄初为直阁将军,丁父忧,起为晋熙太守。”直阁将军在第十班,晋熙郡与之通官,故当在十班、九班间。汝阴、钟离郡的等级,见《梁书·韦爱传》载:“子乾向,官至骁骑将军,征北长史,汝阴、钟离二郡太守。”韦乾向历骁骑将军、征北长史,此后又历任汝阴郡太守、钟离郡太守。由于史料有限,尚难确定此征北将军为何人。但从韦乾向曾任骁骑将军来看,此当为皇弟皇子府长史。骁骑将军虽不见于梁官班,但据《隋书·百官志》可知梁官班所记云骑将军即旧日骁骑将军:“天监六年,置左右骁骑、左右游击将军,位视二率。改旧骁骑曰云骑,游击曰游骑,降左右骁、游一阶。”云骑将军在第十班,与皇弟皇子府长史同列,故汝阴、钟离的等级当在十班、九班之间。弋阳郡等级见《陈书·周炅传》,“炅少豪侠任气,有将帅才。梁大同中为通直散骑侍郎、朱衣直阁。太清元年,出为弋阳太守”。按,朱衣直阁将军在第十班,故弋阳太守当在十班、九班之间。北谯郡等级见《梁书·陈昕传》,“(大同)十年,妖贼王勤宗起于巴山郡,以(陈)昕为宣猛将军,假节讨焉。勤宗平,除阴陵戍主、北谯太守,以疾不之官。又除骠骑外兵,俄为临川太守”。《隋书·百官志》载,外兵参军等级最高者仅在四班,而据《萧梁江表诸郡等级考论》,临川郡的等级在十班、九班之间,二者等级相差悬远。由于史料不足,难以折中,姑附之于此。
盱眙郡等级在六、五班间,见《梁书·韦放传》载:“天监元年,为盱眙太守,还除通直郎,寻为轻车晋安王中兵参军,迁镇右始兴王谘议参军,以父忧去职。”按《隋书·百官志》,通直散骑侍郎在第六班,皇弟皇子府中兵参军亦在六班,则盱眙郡当在六班、五班之间。历阳郡等级在五、四班之间,《梁书·张齐传》有:“明年,高祖受禅,封齐安昌县侯,邑五百户,仍为宁朔将军、历阳太守······天监二年,还为虎贲中郎将。未拜,迁天门太守,宁朔将军如故。”据前文所述,天门郡的等级在六、五班之间。张齐由历阳为天门,史书称 “迁”,则历阳郡当在五、四班间。至萧梁普通中,历阳郡等级升至十班、九班间,《梁书·羊鸦仁传》载:“普通中,率兄弟自魏归国,封广晋县侯。征伐青、齐间,累有功绩,稍迁员外散骑常侍、历阳太守。”等级最低者为扶风郡,在第三班,《梁书·柳仲礼传》载:“敬礼与兄仲礼,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稍迁扶风太守。”著作佐郎在第二班,柳敬礼由此迁转扶风郡,则扶风太守之官班当与著作佐郎相当。再结合上文所引《梁书·裴之平传》,裴之平以武陵国常侍,历扶风、弘农二郡太守,扶风郡当在第三班。
广陵郡为南兖州治所,多由南兖州军府长史兼任,但据《陈书·谢哲传》记载,梁末谢哲曾任广陵太守,后为陈霸先长史:“累迁广陵太守。侯景之乱······高祖为南徐州刺史,表哲为长史。”其时,陈霸先以司空为南徐州刺史,按庶姓公府长史位第八班。《陈书·谢哲传》所记为梁末之事,其虽非萧梁常制,但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故记之于此。
东晋南朝时期,巴蜀地区以蜀郡、巴西郡为大。蜀郡为益州郡治,巴西居益州之半,《梁书·张齐传》载:“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当东道冲要,刺史经过,军府远涉,多所穷匮。”蜀郡等级,见《梁书·庾黔娄》,“梁台建,邓元起为益州刺史,表黔娄为府长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寻除蜀郡太守,在职清素,百姓便之”。梁初因刘季连之乱,益州刺史邓元起暂驻巴西郡。庾黔娄本官当为府长史,巴西、梓潼二郡则是其以长史所带之首郡太守,故邓元起在破成都之初称庾黔娄为“长史”:“元起恶其异众,厉声曰:‘长史何独尔为!’”可知,庾黔娄任蜀郡太守乃由府长史迁转而来。按《隋书·百官志》,庶姓持节府长史在第八班,故蜀郡太守的等级当在九班、八班之间。
巴西郡的等级见《梁书·张齐传》,“天监二年,还为虎贲中郎将。未拜,迁天门太守,宁朔将军如故。四年,魏将王足寇巴、蜀,高祖以齐为辅国将军救蜀······其年,迁武旅将军、巴西太守,寻加征远将军”。据此,张齐的任官经历为天门太守、宁朔将军—天门太守、辅国将军—(迁)巴西太守、武旅将军。按《隋书·百官志》,天监七年梁武帝厘定官班,以“轻车”“征远”“镇朔”“武旅”“贞毅”五号取代旧辅国将军,武旅将军的地位其实等同于辅国将军。故天监七年,张齐由天门太守、辅国将军迁为巴西太守、武旅将军,其军号等级并未改变。《梁书》所谓“迁”者,当指张齐由天门太守转任巴西太守。据前文考证,梁初天门郡在六、五班间,巴西郡既高天门郡一级,则当在八、六班之间。
岭南地区以广州南海郡为政治中心,进入岭南需取道始兴、清远,故岭南诸郡等级以始兴郡、清远郡、南海郡为高。始兴郡等级在十班、九班间,见《梁书·萧介传》,“大同二年,武陵王为扬州刺史,以介为府长史,在职清白,为朝廷所称······由是出为始兴太守”。按,皇弟皇子府长史在第十班,故始兴郡的等级当在十班左右。另据《梁书·刘览传》,“服阕,除尚书左丞······出为始兴内史,治郡尤励清节”。《梁书·司马筠传》有:“累迁王府谘议、权知左丞事,寻除尚书左丞。出为始兴内史,卒官。”可知,刘览、司马筠均以九班尚书左丞出为始兴,故始兴郡的等级当在十班、九班之间。清远郡亦在十班、九班之间,《陈书·欧阳𬱟传》载:“梁左卫将军兰钦之少也,与𬱟相善,故𬱟常随钦征讨。钦为衡州,仍除清远太守······还为直阁将军。”欧阳𬱟以清远太守随兰钦征伐,以功还为十班直阁将军,故清远郡当在十班、九班间。
南海郡为广州治所,太守多由军府长史兼任,但据《梁书·王僧孺传》,天监初王僧孺曾单为南海太守:“天监初,除临川王后军记室参军,待诏文德省。寻出为南海太守······视事期月,有诏征还······既至,拜中书郎、领著作······迁尚书左丞,领著作如故。”按,临川王后军记事参军在第六班,中书郎、尚书左丞在第九班。王僧孺出任南海太守仅“视事期月”便转任中书郎,则南海郡之等级当在八班、六班之间。
始安郡、郁林郡、高凉郡、晋康郡等级在第三班。始安郡等级见《梁书·卢广传》,“天监中归国。初拜员外散骑侍郎,出为始安太守,坐事免”。按,员外散骑侍郎在第三班,故始安郡当在第三班左右。郁林郡等级见《梁书·荀匠传》,“服未阕,兄斐起家为郁林太守,征俚贼,为流矢所中,死于阵”。荀匠父祖名位不显,父荀法超仅为南齐安复令,其家当非高门。据荀匠之兄荀斐以郁林太守起家来看,郁林郡等级当不高。晋康郡、高凉郡为小郡之典型,其等级见《隋书·食货志》,“高凉、晋康等小郡,三班而已”

四、 萧梁政治地理格局析论

依据《萧梁江表诸郡等级考论》与前文考证,萧梁时期等级可考者共计五十六郡,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萧梁诸郡等级
等级 官班 江表 江汉 沅湘 两淮 巴蜀 岭南
十四、十三 丹阳、吴郡、会稽、吴兴、晋陵
十三、十二 临海、寻阳
十二、十一 宣城
十一、十 义兴、鄱阳、豫章、东阳 南郡
十、九 新安、临川、永嘉 襄阳、始平、河东 湘东 南谯、晋熙、汝阴、钟离、弋阳、北谯 始兴、清远
九、八 晋安、建安、南康 武昌、宜都 长沙、永阳 广陵 蜀郡
八、六 安成 竟陵、新兴、武宁 巴西 南海
六、五 武陵、南天水、天门 岳阳 盱眙
五、四 历阳
淮南 弘农 扶风 始安、郁林、高凉、晋康
萧梁诸郡等级是政治、人口、经济等因素综合的结果,其等级高低反映出诸郡在政治地理格局中的不同地位。但表1所示等级分布仅能反映诸郡之间的相对差异,未能显示萧梁政治地理格局中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分野。由于萧梁诸郡等级的明确化、制度化是依附官班系统而建立的,因此可试从官班制度本身入手探讨“郡守及丞,各为十班”中的等级分化与政区地位差异。
萧梁颁行官班制以确定官员的迁转路径与官职的地位差异,其内部又分为流内十八班、流外七班、三品勋位、三品蕴位等序列。据《隋书·食货志》,萧梁诸郡等级均在流内十八班。流内十八班又以十二班、九班为界被分为三个等级,《隋书·百官志》载:“其余并遵梁制,为十八班,而官有清浊。自十二班以上并诏授,表启不称姓。从十一班至九班,礼数复为一等。”政区等级高低是人口、政治、军事、经济等因素综合的产物,官班制下诸郡等级间的差异实际反映了诸郡在政治地理格局中的地位。那么以官班中的高阶与低阶来区别各郡在政治地理格局的层次,亦不失为一种研究思路。《隋书·百官志》所载十二班、九班为分割流内十八班中官职高低的界线,学者研究指出十二班以上的官职基本为三品以上的高官,属于高级官职;十一班至九班基本属于四品、五品官,属于中级官职;而九班以下属于低级官职。东晋南朝时期,郡守虽有列于高级官职者,但毕竟是少数,其主体仍以中级官职为主。萧梁官班虽将郡分为十等,但十二班以上等级可考者唯丹阳、吴郡、会稽、吴兴、晋陵、临海、寻阳、宣城数郡而已。可见官班制将郡分十班的目的主要是为区分原本列于中级官职中的郡守,进而明确中级、低级官职的分野,使之更加制度化。因此,在分析萧梁政治地理格局时,不妨以区别中级、低级官职的九班作为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分野。
萧梁诸郡等级在九班之上者有丹阳、吴郡、会稽、吴兴、晋陵、临海、寻阳、宣城、义兴、鄱阳、豫章、东阳、南郡、新安、临川、永嘉、襄阳、始平、河东、湘东、南谯、晋熙、汝阴、钟离、北谯、弋阳、始兴、清远二十八郡。从地理分布上看,以上诸郡基本连片分布于扬州、南徐州、江州北部、江汉平原,呈点状分布于两淮、岭南之间。核心区范围既已明确,边缘区的范围亦随之确定,巴蜀、湘沅、江州南部以及作为整体的江淮、岭南地区在萧梁政治地理格局中处于边缘位置。
将以政区等级为标准划分的核心区与以往研究对比,可以看到其异同主要集中在江州南部诸郡、三吴、江淮、始兴郡、清远郡上。从州的视角出发,江州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单元,无疑属于东晋南朝的核心区。但从郡的视角能清晰看到江州北部、南部诸郡之间的等级差异,而等级差异反映的正是江州内部开发程度的不同、萧梁政权对江州各郡控制力的强弱。从发展水平来看,江州南部诸郡虽在东晋南朝时期得到了相当的开发,总体水平仍逊于扬州与江州北部。且江州南部地区开发过程中,地方豪族随之崛起,逐渐控制了地方政权、屡兴叛乱,严重削弱了萧梁对于江州南部地区的控制力。萧梁时期,建安、晋安屡屡发生叛乱,“闽越俗好反乱,前后太守莫能止息”。对于屡兴叛乱、诛杀郡守的晋安郡,萧梁政权虽然进行过一些镇压,但效果并不明显,不仅未能根除发动叛乱的豪族,反而使其做大,掌控一郡兵权,《陈书·陈宝应传》载:“世为闽中四姓。父羽,有材干,为郡雄豪。宝应性反复,多变诈。梁代晋安数反,累杀郡将,羽初并扇惑合成其事,后复为官军乡导破之,由是一郡兵权皆自己出。”故在梁、陈之际,陈霸先曾语萧乾:“建(安)、晋(安)恃崄,好为奸宄。”又如大同八年(542),安成土豪刘敬躬起兵,连破数郡:“时有安成望族刘敬躬者······遂谋作乱,远近响应。”侯景之乱后江南土豪竞起,江州南部之晋安陈羽父子、巴山黄法氍、南康蔡路养等纷纷驱逐郡守、专擅一方。这无不反映出萧梁对于江州南部地区控制力的薄弱。因此,江州南部诸郡应在萧梁核心区范围之外,处于边缘地位。
鲁西奇以自然区域为分析单位,以“兵甲所出”“人才所萃”为主要标准,认为宁镇—江淮地区为东晋南朝的核心区,将三吴排除于核心区之外。但从诸郡等级来看,吴郡、吴兴、会稽诸郡等级在十四、十三班,应在萧梁核心区范围之内,此点在东晋南朝士人的论述中亦能得到印证。时人往往视三吴为核心区,常将其比作西汉的核心区关中、东汉的核心区河内,“伏寻三吴内地,国之关辅,百度所资”。又《南齐书·萧子良传》有:“三吴奥区,地惟河、辅,百度所资,罕不自出,宜在蠲优,使其全富。”江左足兵足食,亦仰吴会,《晋书·诸葛恢传》载:“临行,帝为置酒,谓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吴郡、吴兴向为南方大族聚居之地,会稽更为侨姓士族求田问舍之所,其地位在东晋南朝不可谓不高。综合时人论述与政区等级,三吴应在萧梁核心区之内。
对于江淮地区是否属于萧梁核心区范围,学界有不同观点;而对始兴、清远二郡,学界则多将其排除于核心区之外。从诸郡等级的角度来考察核心区,江淮、岭南有一定相似性。依据上文所考政区等级,江淮之南谯郡、晋熙郡、汝阴郡、钟离郡、弋阳郡与岭南之始兴郡、清远郡的等级均在十班、九班之间,应属核心区范围。但在看到以上诸郡等级较高的同时,还应看到萧梁时期江淮、岭南地区置郡极多。其中,如盱眙、历阳虽为军事重镇,其等级却在九班之下,高凉、郁林、始安诸郡的等级更在三班,这正反映出江淮、岭南地区政区等级整体偏低的现实。从开发程度、人口数量来说,岭南地区遍布僚俚,发展程度有限,此自不待言。江淮亦远逊扬州、南徐州、江州,户口甚至在巴蜀之下。虽有学者认为江淮为东晋南朝核心区之一,但东晋王羲之便曾主张“弃淮守江”、对江淮之间“羁縻而已”,“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若江淮之间为东晋核心区,似不当弃之。东晋南朝时期江淮之间正当兵冲,城邑丘墟、百姓逃散。《宋书·州郡志》载江淮各州户数总和不盈十万,仅与南徐州人口相当。南齐时期,萧子良亦言两淮地区兵祸不断,百姓“靡有生向”,有:“兖、豫二藩,虽曰旧镇,往属兵虞,累弃乡土。密迩寇庭,下无安志。编草结庵,不违凉暑;扶淮聚落,靡有生向。”至萧梁时期,江淮户口仅三万有余,为益州户口的三分之一。
因此,江淮、岭南地区作为整体,无论发展水平、户口数量,还是政区等级,均应在萧梁核心区范围外。但若以郡为单元,则会发现江淮、岭南区域内南谯、晋熙、汝阴、钟离、弋阳、始兴、清远诸郡,或为军事重镇,或为交通枢纽,或为地方行政中心,或兼于三者,在萧梁政治地理格局中位置极为重要。以上诸郡等级较高虽有慰重将帅的因素,但从其等级高于长沙、南海、蜀郡、巴西等区域中心来看,军事、交通地位才是决定其等级的关键。因此,应将以上诸郡等级视为其军事、交通价值的反映,将之视为萧梁核心区。在此基础上,萧梁核心区在江淮、岭南便呈现出另一种形态: 其并非如扬州、南徐州、江州北部一般为片状分布,而是点状分布于边缘区内,构成了萧梁统治江淮、岭南地区的区域核心。片状核心区、点状核心区与边缘区相互叠加,使萧梁政治地理格局呈现出圈层式政治地理格局的新形态: 萧梁以扬州、南徐州、江州北部、江汉平原等片状分布的核心区构成了圈层的内环,将巴蜀、沅湘、两淮、岭南地区作为圈层的外环;与此同时,通过提高外环中区域政治中心、军事重镇、交通枢纽的等级,使之成为区域核心区,作为萧梁控制边缘区的支点,以达到以点控面的效果。
总而言之,通过对萧梁五十六郡等级与地理分布的考证,可以看到萧梁核心区分布有两种形态。扬州、南徐州、江州北部、江汉平原因开发较早、人口密集,诸郡等级普遍较高,核心区呈现出片状分布的特征。而江淮、岭南诸郡或因正当兵冲,或因所处僻远,政区等级普遍较低。但其中不乏居军事冲要、处交通枢纽者,如南谯、晋熙、汝阴、钟离、弋阳、始兴、清远诸郡,特为萧梁所重、等级甚高,亦在核心区范围内。以上诸郡在江淮、岭南地区以点状分布为特征,构成了区域核心,成为萧梁统治边缘区的有力支点。内环与外环结合,片状核心区与点状核心区叠加,共同构成了萧梁政治地理格局,并使其呈现出不同于《尚书·禹贡》所载的“五服制”、汉代内郡—边郡的圈层政治地理格局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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